人口问题思考三篇-说说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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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公布。中国人口数量并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出现“断崖式”下跌。这是个好消息。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已经讲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维持足够的人口数量，至关重要，是社会发展进步甚至是维持稳定的基础。
这次人口普查之后，实行了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看来会有大的调整和改变了。实际上，计划生育此前已经从严格的“只生一个好”转变到了“二孩”政策。而计生委等国家机关也已经完成了机构改组。接下来，计划生育政策应该会做出更大幅度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就可以心平气和、冷静全面地审视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社会后果了。基本上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计划生育，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人类社会复杂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政策、措施，尤其是那些大型的、长期的政策和措施，往往并非只有一个方向的后果，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社会后果，其中一些后果，甚至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料——意料之外的结果。
所以，在分析计划生育这种重大的政策时，就不能只看政策制定者的主观目标，而是要全面、综合地分析各种社会后果。
对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其主要目标是控制人口总量，减少经济压力。这个目标是否可取，中国人口的合理数量是多少，是否有必要采取如此严厉的政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利弊得失等等，这些人口学方面的问题，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
那就是计划生育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所谓社会权力结构，就是权力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分布。哪些人、哪些集团掌握更多的权力，哪些人、哪些集团的权力更少，等等。
显然，任何社会权力结构，都必然以人，也就是以人口为基础。人口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的权力结构必然也跟着大变。计划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
这种影响，很可能是正面的，甚至极其正面，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础条件之一。
概括来说就是，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这个最基础的底层，阻止了中国权贵集团的成形和膨胀，让中国社会保持了健康良好的权力结构。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绝大多数政策，甚至包括刑法这样的法律，都免不了“刑不上大夫”。位高权重者，总有办法规避或者减轻违反法律政策的责任。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同。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核心点就在于从上到下完全一致。之所以如此上下一致，是因为除非这样，否则不可能在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毕竟严重违反了个人和家庭的生育意愿，没有强力是推行不下去的。但仅靠强力也不行，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乃至政治动荡。唯一可让人们接受如此强力政策的办法，就是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样。
实际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上下一致，而且越往上越严格，体制内的官员，犯了别的错误，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重则丢官罢职，最轻的，也是仕途就此打住，再无政治前途可言。相反，体制外的人，反而有可能不受或者少受计划生育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这种上下一致越往上越严格的特点，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体制内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严格遵守“只生一个好”——他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这样一来，正常情况下很难解决的裙带关系、家族政治、联姻政治就成为无源之水。因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意外地收获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人都有舐犊之情，对自己的孩子格外关爱。这是人之常情，无从改变。作为官员，即使大公无私，也总有机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让子女借助自己的资源，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美国的政客，往往乐于带着子女出入各种政治场合，结识各界名流，增长见识，培养政治经验。这并不算贪赃枉法，但显然会让政客的孩子拥有一般家庭孩子难以企及的优势。7岁就去总统办公室玩过，和总统聊过天，你比得了么。
所以，官员的子女，继续掌握政治权力的可能性，肯定比一般家庭子女大得多。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如果官员家庭普遍都是三四个甚至更多孩子，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互相结盟联姻，充分利用爹妈的政治资源和人情关系，他们就不是“官二代”了，而会成为“二代官”。
很多国家的政治宗族化甚至家族化，权贵各据一方，社会权力结构僵硬呆滞，和统治阶层后备人力资源充足，有直接关系。卡扎菲有七个儿子，一个儿子把持国家一个要害部门，利比亚国家基本上也就成他们家的了。萨达姆的几个儿子也差不多，连体育都要控制起来。菲律宾每个省有一个名门望族，把持该省政治，中央政令很难到达社会基层。
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但这方面正式的、制度性的解决办法，很少。顶多在选拔官员时，考虑一下他的家庭情况。比如普京之所以最终被叶利钦选中做接班人，和普京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不无关系。如果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有儿子，只要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让普京当总统，他后面的总统基本也就定了，甚至一个家族式的政治王朝就此诞生。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让“官一代”们都自身难保，二代三代不但没法沾光，还跟着吃了不少苦。大规模政治运动结束以后，官员们重掌权力，自然而然的趋势，就是社会渐渐“沉淀分层”。官员的子女，在父辈政治资源的支持下，互相帮衬，渐渐形成固化封闭的权力集团。泥腿子们会被拒之门外。
但在这时，计划生育来了。官员们只能生一个孩子。孩子太少，虽然也能联姻培养，但毕竟整体的盘子小多了，很多官员实际上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他们手中的权力，只能在退休以后原样交回，向社会其他人开放。
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如果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使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成果的显现，经济上的利益凸显出来，在位的权力集团将把国家各方面的资源瓜分殆尽。到那时，中国社会很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而且，由于权贵必然把利润丰厚的电信、金融、能源等部门控制起来，这就会形成权钱一体的强大利益集团。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后来的互联网、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机会发展起来。移动支付抢了信用卡的生意，社交媒体抢了电话短信的收益。新能源抢了石油天然气的生意。
各大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绝不会允许有利于社会整体但不利于利益集团的新技术成长壮大。作为权钱一体的掌权者，他们有一万种办法把新技术新产业扼杀在摇篮中。
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出现，或者说消失在无形之中。人们就因此忽略了背后的人力资源原因。别忘了，只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才能从人力资源这个底层，釜底抽薪地剥夺了权力阶层固化封闭的机会，保持了中国权力结构的开放，让“泥腿子”们可以登堂入室，让新鲜血液不断补充到国家机体中，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换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长期致力于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激烈的政治运动。大规模政治运动结束以后，表面上，中国不再有文革那样的激烈进程，但打压、控制官僚集团恶性膨胀，却用各种“暗线”的方式持续不停，这其中，计划生育这种或许是无意而为之的政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能取得持续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完成伟大复兴，而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是大起大落式的，很难长期持续。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家是否能控制住国内随着经济发展膨胀起来的官僚权贵利益集团。这个任务非常非常难，不采取非常规的严厉手段，就无望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让无数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对中国国家的人口结构也造成了严重影响，但这个巨大代价并没有白费。中国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开放的权力结构。这对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对于国家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如此，计划生育应该长期坚持啊。“二孩”政策也不必了，还是严格的“只生一个好”吧。
这样说，就是不理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计划生育这种政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太大，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即使我们事后能分析出一些独特的好处，也很难在其他历史时期简单复制。
具体的做法难以简单复制，但原则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要找到办法控制社会中利益集团的膨胀和固化，保持国家和社会机体的开放和活力，只有这样，才能国泰民安长治久安。